编者按：百年大党，风华正茂。结合正在开展的党史学习教育，围绕纪律教育学习月活动，推出“勤廉风范”专栏，展现革命先辈在广东的勤廉故事和光辉足迹，展示他们忠诚干净担当的政治品格，发扬红色传统、传承红色基因，激励我们提振精气神、奋进新时代。

　　1941年1月皖南事变后，陪都重庆的环境变得极其险恶，周恩来布置中共中央南方局和八路军驻重庆办事处部分工作人员撤退转移。在1月底的一次会议上，周恩来背诵了一首名为《示难友》的诗，与同志们共勉。这首诗的作者，便是备受周恩来敬重和推崇的杨匏安。

　　杨匏安1921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5年任中共广东区委监委委员，1927年在中共五大上当选为第一届中央监察委员会副主席。他是华南地区系统传播马克思主义第一人，也是中国最早传播马克思主义的先驱之一。他一生清风傲骨，严于律己，廉洁奉公，为党和人民的事业献出了自己的生命。

　　誓不为五斗米折腰

　　杨匏安从小接受中国传统文化教育，“人以德为本”的思想影响了他一生。青年时期，杨匏安就主张“德学兼治”，立志做一个志向远大、品德高尚的人。

　　从两广高等学堂附中毕业后，因家庭变故无力支撑他继续念书，杨匏安回到家乡母校担任小学老师。他满怀热情，想做个为人师表的好老师，把自己所学传授给学生，为国家培养栋梁。学生都很喜欢他，亲切地称他为“小老师”。但是，当得知介绍他入校的远亲校长贪赃枉法时，他异常愤怒，血气方刚的他不顾亲友情面，选择和同事揭发此事。谁料，事后他反被精于世故的校长诬陷入狱，经母亲四处托人求情才得以保释。经过这桩冤狱，杨匏安开始认清当时社会的黑暗，内心更加坚定了追求光明的信念，不久便踏上东渡日本求学之路。在日期间，杨匏安广泛阅读西方各种流派学说。也是在那时，他受到片山潜、河上肇等日本早期马克思主义者的影响，开始接受马克思主义。

　　归国后，杨匏安先在澳门当家庭教师，1918年，他举家迁到广州，在一所中学担任国文老师兼教务主任。因学校经费不足，教师薪水时常无法保证，杨匏安经常靠典当借贷来维持一家的生计。当时广州市警察局一位同乡欣赏他的才华，想请他去当秘书，但杨匏安不愿意同流合污，断然拒绝这份“肥差”。他还创作《钓》《消夏》等诗，以诗明志，表达自己“誓不为五斗米折腰”的心志。

　　我们最服膺马克思主义

　　“借次清霜坚傲骨，拼将浊酒斗孱躯。”伴随着广东工人运动和五四运动的兴起，杨匏安开始走上革命救国之路，成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坚定追随者和传播者。1919年7月12日起，杨匏安在《广东中华新报》连续19天刊载《马克斯主义》一文，系统地介绍马克思主义，成为在华南地区系统传播马克思主义的第一人。这篇《马克斯主义》与李大钊的《我的马克思主义观》同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早期传播的著作，因此他与李大钊南北遥相呼应，是公认的我国宣传马克思主义先驱之一。

　　1921年，在谭平山的介绍下，杨匏安加入中国共产党，成为广东早期党组织最早的党员之一。入党后，杨匏安以更加饱满的热情投入到党的工作中。杨匏安在广州的居住地杨家祠就是当时广东共产党早期组织活动的重要阵地。当时广东党组织在杨家祠的活动既隐秘又频繁，来此活动的同志逐年增多，早期有谭平山、陈公博、谭植棠、阮啸仙等，杨家祠已俨然成为党的重要活动场所。广州共产党早期组织成立后，杨匏安在杨家祠的阁楼里开办注音字母训练班，教的是注音字母，用的教材是进步的文章、书刊。杨匏安还和堂叔杨章甫等人教唱《国际歌》，利用讲课、唱歌来进行革命宣传，注音字母训练班就成了掩护共产党组织活动的一块招牌。

　　1922年2月26日，广东社会主义青年团机关刊物《青年周刊》出版，杨匏安执笔创刊宣言。在这篇不到2000字的宣言里，杨匏安写道：“我们最服膺马克思主义！”同年4月，他连续用白话体发表长文《马克思主义浅说》，再次系统地介绍了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阶级斗争学说、剩余价值理论三大组成部分。在这些文章中，他旗帜鲜明地高举马克思主义，将之作为中国革命指南，并有力批判了当时流行的形形色色的无政府主义思潮，在帮助华南地区知识青年正确认识马克思主义理论和认清革命道路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在当时，他的系列文章在广大进步青年群体中广为传播。

　　1923年5月，陈炯明事件平息后，广东社会主义青年团改选，杨匏安被选为候补执行委员，与阮啸仙、刘尔崧等人共同负责青年工作。当时为吸引更多青年学子入团，团广东区委建立了外围组织——新学生社。杨匏安频繁出席学生活动，为争取学生利益出谋划策。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社员人数从100多人发展到五六千人，成员由广州一地扩散至整个华南地区，很好地把青年群众团结到一起。

　　为官廉洁，家境清贫

　　1924年，在国民党一大上，杨匏安被推选为国民党中央组织部秘书，同年11月，任国民党中央组织部代理部长；国民党二大后，他当选为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委，成为九个中央常委之一。1925年，中共广东区委监委成立，杨匏安任监委委员，并于1927年5月当选为中共中央监委副主席。当时杨匏安在共产党和国民党内都有很高地位，因此有很多亲戚朋友上门求差。但是，杨匏安坚持用人唯贤，廉洁奉公，从不徇私滥任，对送来的礼金礼品，一概拒收。在生活中，杨匏安也依然保持廉洁朴素的作风。杨匏安的四子杨文伟回忆：“他那时一个月的薪金有300多大洋，足以买田、买地。但他把绝大部分钱都交给党作活动经费，只留下极少的一部分作为家用。因此，我们家里也就不可避免地清贫、困难了，家人都必须去做工贴补家用。”

　　省港大罢工期间，杨匏安管理工会大量钱财，却从未出现挪用贪占行为。有一次，他的孩子们在存放罢工捐款的麻袋里捡到一枚硬币（只值一两毛钱）拿着玩。杨匏安发现后马上严肃教育孩子们道：“这是公家的钱，一分一文都不能要。”接着，让他们立即把这枚硬币送回罢工委员会。中秋节时，有人给杨匏安家送来几盒月饼，杨匏安发现后坚持要求家人把月饼退回去，还郑重地对家人说：“我们不能做贪小便宜、不干不净的事情。”

　　在白色恐怖笼罩时期，杨匏安一家在上海的生活异常艰苦，七个孩子中有两个因无钱治病而夭折，他自己也身患肺病，但他从不向组织叫苦、伸手。他一人做多份工作，白天当编辑校对，晚间加紧写作和翻译，还要帮家人推磨做米糍，让母亲和孩子清晨上街叫卖，以此换点钱维持全家的生活。杨匏安两袖清风，得到了同志们的敬佩与信任。周恩来称赞他“为官廉洁、一丝不苟，称得上是模范”。新中国成立后，周恩来还多次用“为官廉洁，家境清贫”来概括杨匏安的品德，一再以此教育党内同志。

　　死可以，变节不可

　　1927年蒋介石发动反革命政变后，杨匏安成为被国民党“秘字第一号令”通缉的“共产党首要”之一。在此形势下，杨匏安与毛泽东、谭平山等“跨党”共产党员，联合宋庆龄、何香凝等国民党左派人士，发出声讨蒋介石的通电，号召“去此总理之叛徒，本党之败类，民众之蟊贼”。

　　1930年，杨匏安第三次被捕，但是此时他因未暴露真实身份而得以获释回家。当时有人提及：“我们做这些事，又穷又危险，小孩子没有书读，上街也提心吊胆。”杨匏安坚定地说：“再苦再危险，我们也要革命到底。”杨匏安的母亲也深明大义，表示全家支持他继续革命。1931年7月，因叛徒告密，杨匏安身份暴露不幸再次被捕，敌人在他的家里只搜到几本共产主义著作和一副眼镜。

　　蒋介石知道杨匏安是一个不可多得的人才，派人轮番去劝降杨匏安，还为他所在的囚室专门装设电话，以示优容。当时国民党元老吴稚晖对杨匏安说：“你只要写一份自首书在报上发表声明脱离共产党，就可以获得自由，并保证有高官可做。”“你再坚持下去，后果不堪设想。”杨匏安斩钉截铁地说：“我从参加革命开始，早就把生死置之度外，死可以，变节不可。”面对威逼利诱，杨匏安不为所动，宁死不屈，这令吴稚晖无可奈何。最后，蒋介石亲自打电话到狱中劝杨匏安投诚，但杨匏安愤然摔掉电话筒，还撕毁两封蒋介石亲笔劝降信。狱中难友无不为杨匏安立场坚定、坚贞不屈的革命气节所感动。

杨匏安去世后留给家人的唯一财产

　　不久，杨匏安被押往国民党淞沪警备司令部内的看守所。他托人带了一张便条给家人，大意是：近日有南京旧识去劝过他，他不为所动；家人千万不能接受那些人的钱和物，如不能生活就立即南返；“缝纫机虽穷不可卖去”。这封诀别家书虽然“隐晦”，但无不透露出他“心中只有党，只有革命”的苦心：面对生死抉择，他向家人表达为革命献身的决心，希望家人不要上敌人的当，不能收受那些人的钱财，如果生活不下去就回广东老家自谋生路，不要给党组织添麻烦。

　　1931年8月4日，杨匏安在上海英勇就义，年仅35岁。就义前，他赋诗《示难友》：“慷慨登车去，相期一节全。残生无可恋，大敌正当前。知止穷张俭，迟行笑褚渊。从兹分手别，对视莫潸然。”为了理想，杨匏安宁可站着死，决不跪着生，用年轻的生命铸成了革命史上不朽的丰碑。

　　来源：南粤清风网